水富新寿村：浓墨重彩绘新景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结构，五常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儒家对人性最深刻、伟大的洞见之一：君子懂得「义」，于是只问是非。这类理论发展为各种哲学体系，由于所论被认为是「客观」的知识，所以在理论上其目标是「普世」的（尤其是认为道德就是「神的命令」的各种神学），但弊病则是易流于专断，成为部分人压迫其他人的理论工具。

他们以为：某人「爱」的对象范围越大，道德性就越高。2.道德是发自内在的心理需求。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到这种自信,就绝对无法看懂古代的中国人!短短不到十分钟,我像是经历了一番伐毛洗髓,浑身泛起鸡皮疙瘩，感觉彷佛天突然亮了。其二认为道德是基于人的「自利」（self-interest）动机。但是，他们不知「道德」与「私利」性质互斥，于是不做根本性的义利之辨，总是试图在「私利」之上建立「道德」。

他不但不把「道德」视为外在的知识，同时也不把幸福当作应当追求的道德目标。这类道德理论又分两类，其一认为道德是基于人对他人的感情（同情或爱）。它的教化事业在于仪式和教义，为此他需要地产和财产，同样也需要为教会服务的人，因此就发生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郑玄注《中庸》修道谓之教：修，治也。[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儒家还非常重视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形成了神道设教的传统。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

这就使得他们既有别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诉诸普遍性、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中国有学者从宗教与政府的关系角度概括政教关系有以下４种模式：１、政教合一。

宗教会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和稳定性的资源，表现出特殊的超越性、神圣性和教化功能来发挥其社会整合作用。六艺之人，无圣凡，无贤否，而莫能出也。他著《原道》一文，标志了道统论的正式提出。它包括宗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位置。

通过对历史上政教关系演变的初步考察，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特征： 1、治民之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礼记·学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第三，社会事务层次上的宗教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狭义上的政教关系主要指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人通过修道的功夫复其性之本体，像圣人那样率性之道，就是修道之谓教。《墨子·天志上》：且夫义者政也[20]，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

儒家对道与教关系的讨论以《中庸》修道谓之教为典型。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秦汉以降政教时有矛盾冲突。

由于儒家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活动始终是围绕人事展开的，可以说是人道教或人文教。[②] [英]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组织翻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 ，第 108 页。

花不能与根本比美丑，教不能与道较高下。国家承认某一宗教或教派为正统信仰及独尊地位，国家为宗教提供法律上的特权和财政上的支持。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1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③]张践教授突破把政教关系仅仅视为国家政权与教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流行的狭义理解，全面论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揭示政治的三重结构：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论述宗教对三者的作用，形成广义的政教关系论。

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但也有宗教的蕴涵，就是儒教之教的基本含义。此意如何？先生（王阳明）曰：道即性即命。

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

《论语·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⑩]喻中：《历史上的道统与政统》，《法制日报》，2009年04月01日。《孟子》上说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依据事物的本性，国家应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使其达成宗教目的，这在它乃是履行一种义务。

政教关系完全由法律调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本质上，要取决于教会与国家双方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⑥]。

至于儒家，杨阳解释说：儒家将现实社会和政治秩序内化为人本质，在其超越性理想与现实社会及王权之间建立了相互融通的关系，不仅将社会个体理想实践的过程完全落实为对王权政治的参与，而且还将其生命活动的意义圈定在与王权合作的范围内。第二，权力主体层次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朱熹《中庸或问》在对修道之谓教作进一步解说中指出：修道之谓教，言圣人因是道而品节之，以立法垂训于天下，是则所谓教也。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不仅道家，儒家也讲道，且十分重视道，其重视程度不亚于道家。[12]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既有和谐统一的一面，又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和对立，代表价值理性的道统、师儒与代表工具理性的政统、王侯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11]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历史上三教合流，有儒家式道教徒、儒家式佛教徒，现在世界上如美国也有儒家基督徒，在东南亚已经有儒家式伊斯兰教徒，儒家式印度教徒等。

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阙，故能依据道而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立礼、乐、刑、政之属，以教化天下。皇权与教权结合，实现了官师政教的统一，但是由于政统和道统的价值关怀并不完全一致，皇权压制道统权威，打击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知识分子则以道统权威抗衡皇权，两者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他还说道：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教之兴起是为了传道、明道、弘道、行道。